一部細膩刻劃菲籍漁工在台打拚的劇情短片《阿尼》，一舉入圍2016年坎城影展國際影評人週單元短片競賽及墨爾本國際影展正式競賽，連坎城影評人週單元主席都特別強調，「這是今年坎城唯一華語片代表。」
同年，《阿尼》也入圍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、第39屆金穗獎一般作品類最佳劇情片獎，並得到高雄影站雄影國際短片競賽台灣獎……。
拍攝這部片子的導演，是當時年僅27歲的新二代鄒隆娜。她能走上導演這條路，十分不容易。
鄒隆娜的成長過程，相當辛苦。她的母親是在台菲籍看護，後來嫁給年長的父親。父母因工作關係，將她與哥哥送到菲律賓，由舅舅照顧。6歲那一年耶誕節，滿心歡喜等待爸媽到菲律賓一起相聚，最後卻等不到人。
透過電影解開糾結的自我認同
九歲時，因為菲律賓治安太差，她才被接回台灣。十歲就經常一個人往返林口、台北上英文課，爸媽常不在家，當起多年的鑰匙兒童。她的年代，台灣的東南亞跨國婚姻並不普遍，她是學校唯一有外國血統的學生，調皮的同學常戲稱她「菲力貓」，導致她小時候會避諱自己的身分，盡量融入同儕。還好她成績優異，並未受到太多歧視，後來還考上台大財金系，靠半工半讀，支付學費與生活費。
歲月給予的磨練，讓鄒隆娜比同齡人還早熟與堅強。未料，進入財金系後，卻發現所學非興趣。由於從小愛看影視，想往電影發展，認真準備轉學考，並順利錄取台藝大電影系。
當時，父母卻不太能接受女兒放棄第一學府。直到她的畢業作品《薯片》，拿下第36屆金穗獎學生作品個人單項表現獎，爸爸才開始大方向朋友介紹：「我女兒是電影導演喔！」《薯片》是一部探討台菲混血小女孩的故事，她彷彿想透過電影去解開糾結的自我認同問題。
她的媽媽則非常熱心，經常在家接濟被家暴、有勞資糾紛的新住民或移工，甚至還會陪他們開記者會，有時媽媽還會叫她幫他們去勞動部處理文件，「所以移工、新住民議題我都不算陌生。」影響她的創作題材以移工與新住民、新二代居多。
譬如《青梅的手》描述陸籍配偶在台灣求職時的無奈、養家的甘苦片；《942》則取材印尼移工遭雇主性侵的真實新聞。
2013年底，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中部，鄒隆娜聽聞後，立刻想用自己的力量，讓社會關注這件事。於是與朋友深入災區，拍攝《海島重生》紀錄片。但光拍攝紀錄片，好像對居民沒有幫助，僅是過客，她很想再留下什麼。
她找台灣、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等地伙伴共組Ating Pelicula（菲律賓語：我們的電影故事）工作坊，教當地高中生拍片！沒想到，招生踴躍，湧入上百人搶14個名額，鄒隆娜讓他們透過影像，抒發在艱困環境中的情緒與想法，最後播給全村的人看，成為參與者難以忘懷的回憶。
《阿尼》記錄菲籍漁工的笑與淚
至於得獎作品《阿尼》的誕生，是誤打誤撞出來的。當時鄒隆娜與朋友到海港尋找創作靈感，找了東南亞小吃店用餐，與漁工攀談發現：他們常常六個月在沒熱水洗澡的外海；有的熬不過就從甲板一躍而下；有的學歷很高，為了賺學費甘願做苦工；他們為台灣人工作很久，卻根本沒機會踏入台灣的城鎮。
漁工工作環境非常高壓，下船都抓緊時間放鬆。有一次她看到漁工內褲破了，問對方沒錢買新內褲嗎？對方回她一記燦笑，「有，但先買啤酒比較要緊啦！」
劇本慢慢在腦中成型，也申請到高雄文化局補助，她開始緊鑼密鼓找演員，無意間瀏覽菲籍漁工聚會照片，發現一位漁工就是她心中的阿尼，她把照片放大列印，到港區裡一個個問路過漁工，認識這個人嗎？
三天後阿尼出現了，「港區都在謠傳阿尼對我始亂終棄，他以為我仙人跳，最後才硬著頭皮露面。」知道鄒隆娜只是找他拍片，立刻又好氣又好笑的答應。
《阿尼》商借的漁船僅兩個禮拜停泊時間可以拍攝，且每天停泊地點都不同，有時候船沒有靠岸，團隊要扛著攝影器材，爬上船與船之間的窄窄鐵梯，「一開始都抖著腳攀爬，很怕掉下去，爬久了就習慣了。」
由於演員都是素人，鄒隆娜發現他們都很怕記不住台詞，乾脆不給劇本，只告訴漁工們現在要演情境是什麼，讓他們即興演出，效果卻出奇地好，「我跟他們喝酒聊天搏感情，讓他們放心把自己交給我，」鄒隆娜露出爽朗笑容。
《阿尼》最後獲得國際肯定，然而入圍時卻無法及時跟漁工們分享，因為他們又出海了，等一個月後，他們出海回來才獲知消息，並向鄒隆娜道賀。
十年來，電影這一條路協助她面對新二代自我認同的陰影。雖然三年前，《阿尼》獲獎時，父親辭世，無法陪她一起走紅毯，帶來深深的遺憾。
因為思念父親，今年30歲的鄒隆娜透過迴放1950年代台灣早期典藏影像的手法，遙想當時30歲的父親生活於1950年代的世界面貌，創作出《虎父的妞妞未而立》，彷彿可以透過電影，讓父親再次陪伴事業小有所成、卻感迷茫不安的鄒隆納，這一部為「爸爸而做」的短片，入圍德國奧伯豪森國際短片電影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