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東吳大學政治系畢業的劉千萍，是台灣新二代的縮影，成長過程同時面對與生母的關係、自我認同及外界偏見等三道習題。
劉千萍出生於彰化鹿港的藍領家庭，爸媽是相差20歲的跨國婚姻，來自越南的母親在她16歲時離婚，當時父親對著三姊妹說，「妳們不要擔心，我會好好照顧妳們。」懵懂的她沒想太多，直到高三時，突然想起媽媽不就是她這個年紀嫁到台灣的嗎？她開始反思：媽媽到底受了什麼委屈，為何與父親離異？
升上大學，劉千萍在一次機會，看到新住民導演阮金紅的《失婚記》而震撼不已。紀錄片讓她聯想到母親與周遭的新住民阿姨們。演講結束後，她主動認識阮導演，在其鼓勵下，開始探索新住民、新二代議題，還申請到中華電信「蹲點‧台灣‧心南向」計畫的贊助，跟一群青年回越南拍攝新二代的紀錄片。
劉千萍回溯生命歷程，試圖從中找到父母離異的答案。她記得小學時，有一次媽媽回娘家，她跟大妹就被帶到阿公阿嬤家，一住到現在。小時候，她跟媽媽回過幾次越南外婆家，竟然愛上當地美食，尤其喜歡吃鴨仔蛋（尚未完全孵化鴨蛋的料理），媽媽也會帶她到鹿港越南小吃店嚐家鄉味。
隔代教養，與母親關係變生疏
孩子難免會鬧彆扭，但每當她一發脾氣，長輩就會開玩笑：「妳跟妳媽媽一樣，番鴨蛋吃多了，真番啦（台語）。」聽多了長輩的這種說詞，讓她自然而然不想跟媽媽親近，也不想跟越南有任何連結，「好像跟媽媽、越南扯上邊的都不是好事。」劉千萍說。
每次爸媽回阿公家探望她跟妹妹，總是很熱情地想抱抱，她卻想辦法閃躲，如果被抱上了，也會故作嫌棄說：「好了啦！不要抱這麼久啦！」大妹則壓根兒不與媽媽互動。惹得媽媽傷心地跟爸爸抱怨，「我的女兒被搶走了」。
劉千萍長大後，回首這些往事，才發現母親不被家族信任，公婆也不諒解她常寄錢回家；連自己都被要求帶話給媽媽：不要跟哪個越南新娘在一起，她們會帶壞妳……。她終於體會到當年母親的無助與失落，才走上離異一途。 上大學後，她才開始與母親聯繫，並學習越語，有一回用越語LINE媽媽時，媽媽興奮不已，還問她為何學越語？她回說，我正在關心移工（外勞）的議題，沒想到媽媽開玩笑說，「我也是外勞啦，妳怎麼不關心我。」
劉千萍說，比起「移工」或「新住民」這些名稱，媽媽更熟悉「外勞」，因為長久以來台灣人很難分辨外勞、外籍新娘，全都被叫成「外勞」。 這些年來母女關係修復了，劉千萍也替媽媽感到欣慰，她不僅上班，經濟獨立，還重新找到另一半，擁有正常生活。
除了與母親的關係外，劉千萍面對的第二個難題是身分認同。台灣社會稱他們為「新台灣之子」，讓她不太舒服，彷彿忘記這群人也是在這裡出生長大，卻要特別從台灣人中區分出來。
考試全校第一，竟被懷疑導師洩題
她從小成績優異，小六還拿到全校第一名，沒想到資優班老師竟懷疑，是不是她的班導師洩題才考滿分？還有老師驚訝地說，「你出身這種家庭，還能考第一名，真的很難得」，聽似稱讚，卻難掩偏見。 「我就是不服輸，別人愈說新二代不好，我愈要認真讀書給你看，」今年，劉千萍甄試上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，將主修全球化與科技治理。
不僅功課好，她甚至比台灣的孩子還醉心本土文化。高中時，參加台灣文學研究社，一頭栽進鄉土文學裡，閱讀許多日治時期的文學作品，還當上社長，投入保存古蹟運動，甚至假日還擔任義工導覽員。
比起劉千萍，大妹曾經很排斥新二代這個身分。2016年，劉千萍聽到教育部擬將新住民議題納入108課綱，她主動競選課審會代表，順利當選，還登上媒體。但大妹看到姊姊劉千萍的報導，卻很生氣，「我跟妳的名字只差一個字，這樣大家就知道妳是我姊姊」。劉千萍覺得她很無理取鬧：「越南人又怎麼了，妳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？」沒想到大妹氣呼呼說，「如果有同學問我，我會說妳是我同父異母的姊姊。」
她試圖了解妹妹為何如此討厭自己的出身，原來每次上學，在火車站等公車時，都會遇到很多移工，他們講話很大聲，在多數台灣人眼中形象不好。她想到媽媽也來自這些國家，更不想承認自己的出身。
迎來新南向政策，承受外界過多期待
這一年來，妹妹看到劉千萍的努力，經常受訪並談論新住民與新二代議題，才慢慢放下對媽媽的成見，開始有一些良好互動。
但近來，劉千萍又迎來第三道習題。這幾年，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，不斷強調新二代具備雙語言、雙文化優勢，是台灣拓展東南亞的外交小尖兵。她對此感到錯亂。新二代明明從小不被鼓勵學習生母的語言與文化，甚至被長輩禁止，成長過程根本沒有所謂的雙語言、雙文化優勢。為何突然間，外界卻對新二代充滿期待，甚至連參加活動，主辦方都希望新二代最好會說越南話、印尼話。「我又開始對自己的角色感到混淆，」劉千萍不解地說。
這四年來，劉千萍重新建立自信，卻也不否認「身分」這個問題將一輩子伴隨著她。但，劉千萍仍想告訴大家：我就是出生在這塊土地上，百分百的台灣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