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衛院副院長司徒惠康受訪時表示，很多國家認為疫苗事關國民的健康，決定自己製造，也是這次有如此多種新冠肺炎疫苗的原因。

其次，是業界的誘因，讓許多只負責研發的小公司突然變成全球萬眾矚目的超級明星，這是業界本身的drive（驅動力）。

全球對抗新冠肺炎的疫苗能夠研發、製造地那麼快，當然包含政府、企業，以及過去十數年來累計下來的動能，而台灣有沒有可能跟美國一樣快製造出疫苗？

對此，司徒惠康表示，一定不可能，台灣已經做了兩年，台灣FDA也很努力地在法規上改變，現在比過去更有彈性，仍在進步。但我們的實力、量能，都遠遠比不上歐美先進國家。

他還是支持台灣疫苗業者穩健踏實地走下去，而路線應該是比較是「小而美、小而巧、小而強」，司徒惠康也提醒，從規模的角度來看，目前的政治氛圍、時空背景已難以出現台積電模式，「尤其在生物科技領域」。

高端疫苗副總李思賢認為，台灣疫苗代工不可能採取台積電模式，關鍵在於疫苗製程在開發過程就被確定了，代工廠無法擅自竄改任何製程，一旦製程改變，法規單位就會關切，藥廠必須提供比對性試驗，甚至重做臨床試驗。

但是，台積電製造晶片則不同，製程中會不斷精進、改變，讓上游的IC設計產業做得出來，晶片才得以更小更快速。

除了製程問題，如果台灣疫苗想複製台積電模式，另一個問題是生物製藥代工的利潤在哪裡？

對此，李思賢認為，雖然疫苗代工的利潤不高，但他仍贊同近日熱議的mRNA平台在台灣落地生根。他指出，一旦引入該平台，就能接疫苗代工訂單，使廠房長期運轉不虧損；而且疫苗代工不是只為了賺錢，而是為了累積研發量能、開發新藥，進而達到疫苗自主的國安目的。

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陳秀熙則認為，如今台灣疫苗產業突破的最好方式，就是任何一個本土廠商要能夠與國際大廠並駕齊驅，那一定要成立國家疫苗平台，或是國家生技平台——包含企業、學術以及政府，還有NGO組織（非政府組織）所代表的地方社會公眾人士，需要各方協力，才能共同組成國家疫苗平台。

還有一個很重要的，就是我們要有像台積電一樣很重要的晶片「代工能力」，整體串起來，才有可能形成台灣的疫苗生產線。

台灣亟需一位像張忠謀當時開創台積電的召集人，以進行國家醫療團隊的重要規畫、執行到最後成功，「所以不是不可能」。

陳秀熙也直言，台灣需要培植這樣的一個年輕人才擔任如此重要的艱鉅工作，他試問：台灣疫苗模式的張忠謀在哪裡？其實台灣的健康產業裡面有非常、非常多這樣的人才，只是他們能否真的被授權。